中医“能治好病”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8月7~19日，首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新中国卫生工作原则。当时，中医有60万，西医有4万，“团结中西医”是60万中医与4万西医的团结。那时，我在上海颛桥联合诊所工作。这是国内较早的联合诊所，组建于1950年7月，共28人。其中中医26人，西医2人。由于西医人数少，很多中医生做了在今天看是西医应做的工作，如1952年的反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等。
会议同时召开了中医座谈会。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座谈会上说：“全国卫生会议上来谈中西医团结问题，是为了把全国人民健康问题，得到更好解决。……过去中西医的不团结，是过去反动政府所致的，今后在一致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为使每个人都能尽最大效能，改造是必要的。不单独是中医要改造，即西医也一样要改造，这样才能团结得更好。……刚才有几位同志讲过，中医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但是更主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和理论，用今天的科学方法，给以证实和说明。……为了把中医材料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保持中医学术的独立性，我们打算成立中医研究所，以便加以实验研究，把一些不够恰当的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都给以适当的解决。……中医研究所我们不只请中医，而且也要请许多在西医界有声望的先生们参加工作，整理中医的经验和成就。目的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将中国医学加以研究，保持其固有价值，发扬下去。”
对于这段讲话有许多不同看法，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两点：第一，中医研究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宗旨，是要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并且发扬下去；第二，计划成立中医研究所，任务是整理研究，证实说明中医学术，发扬其固有价值。
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为研究目的服务，“发扬中医学的固有价值”是研究目的，“科学化”仅仅是途径。作为方法的现代科学技术，怎样才能“善其事”地为保持发扬中医学的固有价值服务，这才是关键问题。列宁说：“应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取决于我们必须研究的对象的本身。”因此，这里要反过来，“器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工”，首要的是提高中医学术水平，抓好继承。因为离开对中医学术原貌的准确了解，学习就没有根据，发展就没有基础，评价就没有标准，研究整理就找不准目标对象了。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的是“生”——从“中学西”到“西学中”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招收了一批“中医研究人员”，成立中医药研究学习班。在全国60万中医中招60人，实际录取43名，经短期补习数理化后，进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5年。这是唯一的一次由中央举办的“中学西班”。1953年年底，中央文委找学生过去谈话，并将结果汇报至中央。毛主席听取报告后认为，现在不是中医学习西医的问题，中医很早就主动学习西医了。现在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西医掌管了医药卫生的管理，中医被歧视、排斥，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学。
1954年10月21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一文中说：“过去我们曾经提倡中医进修，学习西医，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还不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如果单纯强调中医学习西医，其结果是使中医完全变为西医，也就是丢掉中医！”
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因此，中医研究院在1955年成立的时候，举办了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简称“西学中班”，在全国招收西医医生系统学习中医药学，并向著名中医学习，开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工作。1958年10月11日，第一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毛主席在卫生部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对中医药传承的重要态度。
1958年以后，全国各省、市陆续举办“西学中班”，先后培养了数千名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人员，简称“西学中”人员。1957年我在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央人民医院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西医医院，创建于1918年。1958年，教育部规定西医院校开设中医药课程，让我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医学概论”课程的讲授工作。我为北京医科大学五年级、四年级的5个班开展教学工作，这是“赶鸭子上架”。当时的副院长是“西学中”，他对我说：北医毕业，怎么能研究中医呢，怎么也得做5年临床，到主治医水平才行。意思是说，研究中医需要高学历、高水平。
研究中医、生命的误区——“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被误解
有大量的西医学习中医了，那么“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了吗？党中央1978年56号文件说，后继乏人，后继乏学。我们走了几十年的曲折道路，中医始终被认为是研究对象，“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8个字，被误解为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加以研究提高。我们往往自大地用现代科学方法纠正中医，包括教育。
然而，一百年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名人已就中医学提出了问题。梁启超提出：“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在1915年《给青年的一封信》中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的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这句话符合事实，因为中医学不是构建于解剖学、现代药理学、细菌学的。胡适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因为西医学回答了病从哪里来的，病理、病因、病位清楚，而中医没有回答病从哪里来的，病理、病因、病位不清楚。中医不科学的罪名，就在于不认识疾病，或者说不用疾病医学来考虑问题。
1952年，我从上海到北京来报到之前，拜访了陆渊雷先生。他知道我是去学西医，他让我看一篇文章，即俞风宾（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16年在《中华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保存旧医学的商榷》。文中说：“欲废旧医者，泰半为浅尝之西医士。此辈徒学西医之皮毛，学识经验两不足取，而骤然曰中医陈腐当废除之，而将其有价值处一概抹煞矣。”俞风宾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是位有良心的、高明的西医生。
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其实就是“不认识病，能治好病”。中医的传承，就是要传承这一点。21世纪SARS来了，全球病理学家还说不清楚病原体的时候，广东的中医却治好了SARS。关于疾病对抗医学，中医也有，但被称为下医、粗工。中医有四等：上医、中医、下医、粗工。粗工就是“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老病没有治好，又有了新的病，就是药物病、医源性疾病。
疾病医学、疾病对抗医学，成为咒骂中医、开除中医的一把剑。很多人接受现代科学多，但对于不认识病、能治好病的中医特色和优势不理解，总是希望用物质基础来说明它。即使余云岫、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否认中医能治好病。于是余云岫提出“废医存药”，把中医废掉，把中药保留，因为中药能治好病。保留什么中药？做实验筛选。
解放后，1961年全国首届药理学会交流的实验研究表明，用针对病因病理病位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筛选中药，却是阴性结果居多，少数阳性结果者，比之同类西医又大为不如。1971年全国性筛选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药，针对咳、喘、痰、炎，得到18味草药，可惜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对这些实验怎么看？这是用物质世界的知识解决生命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苏联远东研究所在研究我国黑龙江的刺五加、辽宁的五味子、吉林的人参中发现了三个现象：血糖高的能下来，血糖低的能上去；血压高的能下来，血压低的能上去；白细胞高的能下来，白细胞低的能上去。他们对中药作用机制做了如下解释：一是双向作用；二是正常化作用，高于它的往下走，低于它的往上走；三是适应源样作用，即提高机体细胞的适应能力。这就是比中国的药理学家高明之处。
用物质科学研究生命出现危机
药理学，直接打击敌人的方法，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磺胺以来，人类不断发现并生产了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以其显著的对抗传染病病因的效果，在医学舞台上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细菌、病毒就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大量抗生素被淘汰。医学界又不断研究出新的抗生素以对付这些耐药的细菌、病毒。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细菌、病毒的变异比研制新药的速度还要快。这就造成了大量药物不断被淘汰，迫使医学不断研究新的药物。有些药花费近10亿美元，经历10年的时间研究出来，应用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被淘汰了。这就造成了医疗费用的上涨。同时针对病因的治疗还加速病原体的变异而制造了新的病原体。如疟疾原来用奎宁治疗效果很好，但很快就出现了耐奎宁的疟原虫。医学界又研究出青蒿素来对抗耐奎宁的疟原虫，效果很好，但现在又出现了耐青蒿素的疟原虫。这种耐青蒿素的疟原虫就是针对病因的治疗所制造出来的新的病原体。 另外，即使病原体对抗生素敏感，也不一定能治好疾病。如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细菌的感染，而所感染的细菌都是常在菌群。
种种现象说明，针对病因的治疗出现了危机。西医几十年来也发现了用物质科学研究生命，是个误区。我们现代受的教育都是物质科学的教育，是唯物论的知识论。
中医“能治好病”的根本原因
1953年，我看了前苏联达维多夫斯基的《传染病病理学》，他说：“传染病病理学的发展，不在于去发现更多的病原体，而是就已知的，甚至更少的病原体，生命有机体对它的典型性反应。”这句话非常高明，强调机体、生命。后来因出现了环境污染性疾病，日本和田攻《公害引起的疾病》是这样定义疾病的：“疾病是对环境变化这个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和适应的过程。”这些表述都进入了生命的层次。
20年前，美国邀请我去讲学，拟定的题目叫“人的自我痊愈能力”。美国为什么会出这个题目？在美国，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被称为“补充和替代医学”（简称CAM）。有关CAM的正规研究，199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CAM办公室，并且在著名大学成立了CAM研究中心，从CAM学院到CAM博士后制度的建立，足见各界的重视程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3月17日，克林顿总统颁布第1314号总统令，成立“白宫CAM政策委员会”，于2002年3月完成了最终报告，肯定了CAM在治疗慢性病、重大疾病及减低毒副作用方面的作用。
美国首先意识到自己的医学不够用了，要汲取他人的经验。第二，很多中国的西医，在那里开业当中医。据报道，美国人中有42％使用过CAM，其就诊数和花费甚至比自费请西医诊治还多。
所以我到美国时，对他们说，你们回顾一下190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德国医学家、细菌学家、免疫学家欧根·埃利希。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有一种叫锥虫红的染料，实验证明锥虫红可以杀灭锥虫。而在感染锥虫病的动物身上，只需试管剂量的1/6即可治愈。于是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其余5/6的差额从哪里来的？这就是生命和试管实验作用不一样的地方。
药物在生命体上的作用是与在非生命物体上的作用不同的，在生命体上仅仅1/6的量就有效了。生命的能力，就是，占5/6，而手段仅仅是1/6。WHO说了，“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仅占8%”，也就是1/6的一半。
中国中医科学院老院长鲁之俊，当年任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在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战士们得了疟疾，由于国民党封锁没有奎宁，就用针灸治愈。后来，南京中医药大学邱茂亮教授做了两个实验：针刺治疗疟疾、痢疾。
针刺能杀灭疟原虫、痢疾杆菌吗？不能，但是病却好了。这就是中医“不认识病，能治好病”的根本原因。所有的药物，都是作用于机体，作用于生命，生命有自愈能力。比如人参，《英国大百科全书》曾写道：“人参是完全无用的植物，其作用是心理性和虚构的；因为所有报道都未提及它能实际治疗某种疾病。”也就是没有对照试验等等。然而，英国《新科学家》载文指出：“中医把人参看成药中之王，之所以重要，因为中医药更注重于：保持内环境稳定以抵抗疾病，胜于直接治疗疾病。”这句话就是中医学“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意。“正气存内”的自我稳定，“邪不可干”的生态平衡，不要求“邪”的彻底消灭。
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中国的学问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就是“生”。医生，医的是“生”；医学，学的是“生”；医药，为的是“生”。马克思曾指出：“几千年来医药是和全人类最崇高美好的指标相结合的。”医药，不是一般的科学，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是为全人类最崇高美好的指标——生命健康服务的。中医学是为生命服务的。秦越人敢于说这样的话：“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所以，“努力发掘”，是请教生命，“加以提高”，是为了生命。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中医当自强不息——现代医疗危机源于对人体“正气”的忽视
1993年，美国提出一个题目叫“医学的目的再审查”的国际研究计划。研究计划已经启动了，WHO的官员告诉他们，你们得邀请中国参加。后来不仅中国参加了，印尼、智利等上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都参加了。
“医学的目的再审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代全球的医疗危机和医改难题根源于近代医学模式，根源于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就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找出病因病理病位，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这已经导致全球性医疗危机和医改难题，并且对医学的统治是长期的，非短期的。
近代医学模式是什么呢？1977年恩格尔提出“需要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他说：“今天统治着西方医学的疾病模型，是生物医学模型，这种模型已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即它现在已获得教条的地位。它认为疾病的一切行为现象，必须用物理化学原理来解说，这是还原论的办法。它认为任何不能作如此解说的，必须从疾病范畴中排除出去……它把敢于向生物医学疾病模型的终极真理提出疑问和主张建立更有用的模型的人视为异端。”
这种疾病医学解释模型，是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它主要以疾病为对象的医学观，纯粹消极的疾病观和直接对抗补充的疗效观，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诊断认识的任务主要在于发现疾病和确诊疾病，向后追溯“病从何来”，向下寻找“病在何处”，向外确认“什么病因”。
19世纪以来，疾病医学用“人体构造”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知识建构其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知识建立其药理学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断发展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发展能针对靶点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物质手段，企求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来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
近代西方医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疾病及其对病因病理病位的认识，来决定其防治行为和效果评价的医学。发展诊查手段以提高发现和确诊疾病的能力，成为医学的科学性和现代性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疾病医学模型也就因此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在整个20世纪里获得了教条的地位。
1972年2月11日，苏联《消息报》刊文《从哪里去寻找健康的钥匙》，文章指出：“无论这是怎样令人奇怪的，但现在有许多疾病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医学，特别是药理学方面的成就有关。”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今天的药物医疗系统忽然变得无能为力和应当弃之不用，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来降低药物对机体的有害副作用。这方面的途径之一，便是刺激机体的防御能力”。现状又不能不指出：“使用抗生素后如何恢复共生菌丛的能力，用皮质激素如何使肾上腺的机能恢复正常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提高防御感染屏障抵抗力的可能性，目前也还不清楚。显然，人类为疾病付出代价，与其说是由于文明，不如说是由于我们对人体天然防御力的忽视。”
把科学当成真理导致中医被严重扭曲
2003年，《读书》杂志召开座谈会，主题叫“中医的传统与出路”。我说：中医的传统近百年来是被严重扭曲的。第一，它不是疾病医学。这是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说的。因为中医学不是疾病医学，所以中医学不科学。第二，中医学不是物质科学。中医学不是研究物质的，但是它厚德载物，要让物质为生命服务。第三，中医学不是对象性思维的认识论的知识论。
要理解第三点，就需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段话是“新的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论。哲学家也是人，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根本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马克思还认为：“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这是对象性思维。对于医学，就是回答什么是病，病因病理病位是什么，怎样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
这样的医学就是疾病对抗医学。这当然也是一种实践，关键它是消极的疾病观。应该“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语），也就是从人的主观方面出发，从人的实践出发，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理解。医学仅仅是一门科学吗？科学仅仅是探讨物质基础吗？马克思提出要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这体现了另一种价值观。我们的误区就是把认识论的、知识论的所谓理论模型，也就是科学，当成真理来崇拜。
中医药传承的任务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习近平同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指出：“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句话提醒，中医药传承的任务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但是，这一百年来我们物质化了，根本不理解宝库中的“宝”是什么。
西医学还是物质科学层次，是对象性思维的认识论的知识论层次，没有发展到意向性思维的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学的层次。中医学的人本主义意向性思维，其致思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的，是通过“视其外应”的功能目标性行为现象、主体应激反应的适应性功能目标的行为现象，以知其内藏发动的神气应乎中的关于藏象论和病机论的理论模型建构，并由此相应发展如何依靠和发展这个“神气应乎中”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的中医养生学和治则学的实践观念和疗效观念。
中医学的本质是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道：其一，前体组合，聚毒药以供医事。其二，间接动员，依靠界面全息效应。其三，疏其血气，“治病之道，顺而已矣”，是扶其“正祛邪”之势而利导之。勿违时，时不可违。其四，网络调节，“治病之道，气内为宝”，是助其自组演化调节能力。无代化，化不可代。生生之道之所以是创生性实践，在于充分尊重和依靠人体自身“神气应乎中”的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并依此内在动力学根据，作为识别选择乃至转化利用生生之具的价值标准，并使之通变合和地对人的生生之气的神气应乎中地加以提高，促成转化。
这样，生生之道的创生性实践出现了增益性效应：1.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楔入效应；2.生生之具的通变合和的加和效应；3.天人合德的生生之效的溢出效应。这是一种人本主义意向性思维，向前、向上、向内致思方向的创生性实践优势。这是对人的生生之气的自组演化调节功能目标动力学，努力发掘和加以提高的人类健康生态医学。生态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不仅人类要生存，细菌、病毒也得生存，想把身体内的细菌、侵入到细胞内的病毒消灭掉是不可能的。
医学危机、医疗改革中，中医该怎么做？2009年，医学哲学界开了一次医学整合的会议。我赞成中西医结合。孔夫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进行“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实践。可现在不是“融汇新知”，而是陷入到“新知”里了。这几年我给清华博士生讲课，题目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代的研究成果，都要为我所用，而不是用来改造自我。